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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彬:博物馆与城市文化建设











 

   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世界文明古国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之一。按我国行政区划,直辖市、省、自治区及其辖市、县以上城市达2000多个,它们分别成为国家的、地区的和省、市、县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正是这些星罗棋布的城市群及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赋予了中华民族博大而又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财富和雄厚的发展基础。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国际态势变化中,中共中央和我国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社会政治大局稳定,人民生活质量日益提高,科教文卫臻臻日上,显现了一派和平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是毋庸质疑的。但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城市建设和城市化过程步伐的速度加快,已经出现了近代发达国家都曾出现过的城市问题和由于国情不同产生的一些特殊问题。如何面对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就是问题之一。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处理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推动城市文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针对当时文物保护面临的形势,政务院即发布了有关法令,加强对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发掘和文物保护管理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提出,文物工作要“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方针,比较好的解决了城市基本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盾。随后,1961年国务院颁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必须进行经常性的文物调查工作,并选择重要的文物,根据其价值大小,报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之后,国务院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县(市)级人民政府多次公布了所辖范围的文物保护单位,使之成为文物管理的经常性工作之一。这种保护单位的管理,包括划定保护范围及划出建设控制地带,树立标志说明,建立科学记录档案,设立保护机构及保护组织(简称“四有”),为文物保护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2002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重新修定颁布实施,为文物保护工作的全面发展和文化遗产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与此同时,我国还陆续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国际公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对文化遗产的理解和认识不断拓展和深化,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更加宽泛,从一个封闭的概念变成一个开放的概念;从单体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上的文化遗物,扩展到相互关联的文化遗产群体;从仅仅有物理上联系的文化遗产,扩展到与大自然之间紧密联系的文化遗产;从历史和艺术价值上的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到非物质文化艺术遗产;从普遍环境下的文化遗产,扩展到特定环境下的文化遗产;从古代历史文化遗产,扩展到工业、农业等领域的遗产等等。在保护方法上,也由过去的单纯的文物修复,演变为多学科共同参与的综合保护。

   回顾我国对文物、文化遗产保护概念的认识和文物、文化遗产保护历程,也经过一个由点到面、由浅入深、逐步深化的过程。以往我们在城市建设及规划中,主要集中在“点”(文物保护单位),忽略了“线”(城市建设的中轴线及其周边)和“面”(城市宫殿主体及里坊、胡同、街道布局),也就是突出了“重点”,忽视了“一般”。虽有此后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名镇、名村”以及重点街区名录的公布与保护,对文化遗产保护范围作了延伸拓展,有“亡羊补牢”之意,但“为时已晚”。尤其是中国自八十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建设步伐加快,虽极大地改善了居民生活条件,市容改观,道路拓宽,高楼林立,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显著飙升,得到海内外的广泛赞誉。但由于城市建设的迅猛发展和城市规划的滞后或虽有规划却“朝令夕改”,规划跟不上变化。更因某些城市执政官员在“政绩效益”的趋动下,置城市历史文化特点于不顾,以“加快旧城改造,改善人民生活”的名义,仅凭主观意愿“大拆大建”,追求“高大新尖、豪华舒适”,强调建筑个体的独特和怪异,很少顾及环境与文化的关系,盲目建设“仿古一条街”或“欧洲一条街”、“巴黎广场”、“罗马花园”,使建筑的民族传统、地方文化特色不断失落,以致造成“千篇一律”、“千城一面”。城市建设在这样的误区中,对旧城开发必然造成“建设性的破坏,破坏性的建设”,不该拆的拆了,不该建的建了,文化遗产严重受损,城市文化内涵和历史时代的物证像建筑垃圾一样被清理出城市。这是十分深刻沉痛的教训。就以首都北京而言,北京是我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城市之一,迄今已有3000年的建城史和800年的建都史,其都城规划之严整,建筑之雄伟、规模之宏大,堪称中国古代都城建设之结晶和世界都城建设之最。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也只是一些局部点线,很难完整感受到这座古城杰作所蕴涵的东方韵律之美,这已成为历史的遗憾。北京四合院是北京城市的表征之一,是北京人世代居住的主要建筑形式。多年以来,对四合院的保护与改造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北京市文物与城市规划部门报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制定了《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在旧城内圈出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明确要求对历史文化保护区必须以“院落”为基本单位进行保护和更新,危房改造和更新不得破坏原有院落布局和胡同肌理。此后,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规划》颁布实施中,又确定了第二批1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这些正确的措施,得到社会各界人士和市民群众的赞同。    尽管如此,最近仍然发生了文物部门、市民群众同开发商之间对东四八条胡同居住院落拆迁之争。更有甚者,被称为“京剧之家”——具有300年历史积淀的广和戏园(广和楼)及其周围庭院、店铺等在前门大街的改造中,也在开发商的指挥下开出隆隆的推土机被夷为平地。又一文化瑰宝随即消亡,再复建也不过是一件假古董而已。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历史文化名城遇到的问题可见一斑。由此说明在城市建设中如何正确妥善处理建设与保护的矛盾仍然是一个既重要又紧迫的问题。

   “发展是硬道理”。从国家以经济为中心的全局来看,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总是第一位的,因而在城市建设,特别是在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中,为了改善市容、交通和人民居住生活条件,总会遇到拆迁、改造和新建诸多难题,这是城市规划和建设中绕不开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城市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发生矛盾时,如何面对和予以妥善处理。历史文化名城广州市,在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出现矛盾时,他们并不是回避矛盾或主观臆断,而是调查研究,集思广益,各方协商提出解决办法,这种态度是值得赞扬的。如2000年广州市康王路要拓宽路面70米,清雍正时期著名的中外丝业公会“绵纶会馆”正处在要拓展路面的中央,是拆迁异地重建,还是改道绕行,困扰着文物部门和市政建设单位,经双方协商,反复论证,最终采取了整体平移方案。经过施工部门精心组织和文物部门全力配合,对原会馆主体建筑加固平移,先向北移动70米,抬升1米,后再西移20米,完成了整体平稳搬迁。既拓宽了路面交通,支持了城市建设,又保护了文化遗产,创造了城市建设重要文物建筑移动保护的首例,积累了文物保护经验。又如广州市北京路在地面道路整治中,发现了北宋、南宋、南汉和明、清路面,经过考古发掘,层次分明,年代清楚,他们对“千年古道”采取了玻璃路面加以保护,既不影响行人穿行,又增加了观赏价值,“双利双赢”。这充分证明,只要我们树立了科学发展的全局观念,就一定会妥善处理好文物保护与建设的矛盾。所以,关键在领导者对文化遗产能否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认识。

   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城市的出现是原始公社解体进入奴隶制国家文明的标志,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近代社会,城市的变迁与建设都有一个对前代的建筑的继承、改造、更新、适应和发展的问题。一座城市风格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它的历史文化的继承,人们了解一座城市,也总是从现存遗迹、遗物承载的文化,探索其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因此,文化元素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体现,更是推动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力量。特色鲜明、个性突出的城市文化品格,健康高尚、活力创新的城市文化形象,无疑是一座美好城市的标志。然而,城市化又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人们带来种种便利,使人们分享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也给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造成某些文化上的缺失、错位、甚至枯燥和迷茫。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我国城市建设必将快速向前推进,探索在新时期如何处理保护和利用好文化遗产的基本手段和方法,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城市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首先,要进一步提高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文化遗产是国家和民族几千年文化的积累和造化,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国家和民族的物证。在经济全球化和各种文明融合与竞争中,保护好文化遗产,不仅可以强化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同时这是事关城市文明特征的维护,事关城市精神的弘扬,事关扩大城市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事关城市经济的真正崛起,事关民族复兴的大事。而文化遗产的特性,决定了它的不可再生性,不可挽回性,不可替代性。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要逐步加强政府主导作用,采取更加有利的措施,加大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与此同时,也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对市民居住环境和社会环境给予整治,从而使城市居民更加热爱自己的城市,参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文化建设中来。要通过宣传普及相关文化遗产知识,让更多人分享文化遗产蕴含的丰富价值,形成全社会关心爱护并积极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使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每位公民的自觉行动。

   第二,要加强城市规划的法制观念,完善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体系。城市规划就是一部城市法,是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更改的,若要变更必须通过法律程序。通过城市规划,把保护文化遗产同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使自然、社会、文化、经济协调发展。

   第三,要做到工作到位、资金到位、人员到位,真正在落实上下功夫。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切实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一是要着眼于整体上保护城市风貌和特点。城市文化记忆是由各时代建筑和其它历史文物、建筑物等逐渐形成的,展现的是与它们悠久历史相匹配的清晰的文化脉络,所以绝不能以现代人的审美观点去草率处理历史建筑,而且要保留与历史文化环境相协调的近、现代建筑,以保护历史的延续性,把真实的历史留下的全部信息完整地传递下去。对历史建筑采取以旧换新或“涂脂抹粉”都是不允许的。二是要采用城市设计手法,对城市建筑形式、色彩、体量合理引导,通过风貌的延续和保护,形成与传统建筑相协调的现代建筑风格。有的城市采用建设新区,  完善城市布局,创造富有地方特色和现代人文特色的城市空间,给老城减压,保护文化遗产的做法,也是值得肯定的。

   亚里士多德在2000多年前就讲过:“人们之所以愿意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城市的环境和所营造出的生活方式越有吸引力,有头脑和有资本的人才就越愿意聚集过来。”文化遗产不是城市发展的包袱,而是城市发展的资本和动力。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城市的发展与城市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城市人文要素的发展和竞争上,城市的发展,归根结底是要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城市的人文要素,集中反映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生存理念和文化特性,能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产生同化和支持的作用,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念,也是推动城市实现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巨大力量。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城市的发展已经进入以文化价值和城市个性发展的新时代。历史是城市之根,文化是城市之魂。人类理想的家园,不仅要有现代文明,还应当有历史、有文化、有个性。生活方式张弛有度,能让身心得到适意地栖息。一座有吸引力、有魅力的城市,肯定不在于奢华、铺张,而在于它的历史文化底蕴。


   二、以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三个面向”为导向,合理布局,突出重点,不断提升博物馆质量,引领城市文化建设。

   近代中国博物馆事业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新中国建立之后,十分重视博物馆事业建设,先后建立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等。与此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陆续调整、充实、改建或新建了省级博物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考古发掘取得的辉煌成果、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巨大进展,各行业系统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兴起了建设各类博物馆的新高潮。目前已有地质、煤炭、水利、邮政、航空、科技、财政、税务、警察等行业博物馆和戏曲、电影、民俗、丝绸、茶叶等专题博物馆,民间企业家也以自己收藏兴办了如紫檀、陶瓷器、青铜器、佛造像、家具、中医药等特色为主题的博物馆。全国已形成了以国家级博物馆为核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博物馆和各行业系统博物馆为两翼,市、县中小博物馆、纪念馆、遗址保护展览馆和民间专题博物馆为补充的中国博物馆发展体系。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成就和城市文化建设新成果的重要标志,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城市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的急剧膨胀,都使了解及评鉴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势在必行。对这个必要性的认识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城市博物馆的产生和扩展,国外有人将其称为“城市博物馆运动”。这场运动几乎席卷了世界的各大洲。在欧洲,伦敦博物馆已着手斥资1800万英镑的“首都计划”,使展陈面积增加了25%;在拉丁美洲,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1790万人口的圣保罗正在历史文化遗址迪桑托斯(de Santos)扩建城市博物馆;在美洲,芝加哥历史学会为庆祝建会150周年而更名为“芝加哥历史博物馆”,斥资2.75亿美元整修和扩建美术品陈列室,旧金山和亚特兰大最近也相继宣布修建和扩建城市博物馆计划,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波士顿博物馆计划”预计将耗资1亿美元,在波士顿修建博物馆。

   中国城市中博物馆的建设,更在国际“城市博物馆运动”中具有代表性。改革开放以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十分重视城市建设,普遍把博物馆、图书馆建设列为重点文化建设工程。例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市和陕西、甘肃、西藏、河南、山西、内蒙、河北、辽宁、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把博物馆建设作为重点文化工程,加大投入力度,精心设计,精心施工,都力图体现本地区历史文化特色。城市化推动了城市博物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而随着城市博物馆实践经验的积累和业务水平的提高,又促进了所在城市的文化建设。博物馆在当代城市文化建设中日益发挥着更加积极、直接和有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作用。关于城市文化建设的特点,曾有研究者指出,首先它必须承载历史,反映城市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特有的文化积淀;其次,要展现现实、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现实的文化内涵;其三,昭示未来。顺应城市的文脉、革新、创造属于一个城市独特的新文化。无论是从城市文化建设的特点出发研究其发展思路,还是立足于文化建设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新途径,都离不开博物馆的参与,事实表明博物馆是城市文化建设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也应当在城市文化建设中扮演应有的角色。

   第一,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博物馆建筑已成为城市文化的标志和形象的代表。在许多省、市新建博物馆建筑中,都把博物馆建筑造型放在突出位置,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努力打造新的城市形象。陕西省博物馆仿唐建筑风格的设计,展示了唐代文化的辉煌,象征着陕西文化源远流长,文明盛世再兴;河南博物院建筑,借鉴元代郭守敬建造的登封观星台造型,象征着科学兴省、中原崛起的强烈愿望;山西博物院建筑,核心部分采用了应县木塔造型,其丰富的意象融入了山西古建筑在中国古建筑史上的地位,表达了山西奋发图强的“晋魂”力量;上海博物馆位于市人民广场一侧,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呼应相对,其建筑造型犹如青铜古鼎,象征着上海博物馆承载的厚重历史文化和文明传承的重任。这些建筑物已成为一个城市永久性的标志,为城市文化增添了靓丽的光彩。

   第二,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博物馆已成为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城市文化记忆功能是博物最原始、最核心的功能之一。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在自己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通过历史文化遗产所体现出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及其文化传统是维系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推动社会进步、实现民族复兴的纽带和强大动力。因此,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面向生活、面向实际、面向群众”,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开拓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博物馆在新时期肩负的神圣职责。近10年来,博物馆已连续开展了七届十大精品评选活动,涌现出了近一百个左右的精品展览,在博物馆系统和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这些获奖的博物馆陈列展览,主题鲜明、导向正确、内容丰富、展陈新颖,而且具有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精神,对进一步把博物馆建设成为城市文化的窗口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第三,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博物馆承担着弘扬城市文化精神的重任。城市是人类聚落的一种形态和人类文化进步的结晶及文明的标志。具有不同地方历史文化特色风格和时代气息的城市文化,是一座城市永久魅力所在。一个城市的文化特色,影响着一个城市整体风貌和居民生活的精神状态以及人们的理想追求。从实际出发,立足本地,面向未来,建设具有地方历史文化特色的地志类或专题类博物馆,对培育城市文化精神和塑造城市文明形象,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需求和城市发展的需要,促进经济文化交流,是十分重要的。广州城市历史博物馆、南越王墓博物馆、福州“闽台缘”博物馆、泉州中外交通博物馆、成都三星堆文化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扬州雕版印刷博物馆和南京、太原、杭州、温州、湖州、长沙、武汉、昆明、荆州、郑州、洛阳、开封等城市博物馆的建立和发展,充分展示了这些城市博物馆在凝聚城市力量,宣传城市历史文化,启迪城市居民智慧,构建和谐城市,共建共享城市文明成果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将是实现党和国家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目标,也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诉求的体现。只要我们认真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不断提升博物馆工作质量,充分发挥博物馆的各项功能,各级各类博物馆就一定会在城市文化建设中作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第四,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第五,在城市文化建设中,我们既要看到博物馆发挥的重要作用,也要看到存在的不足和与当前遇到的问题。如上所述,博物馆作为城市形象的代表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在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民族复兴中愈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我们清醒地看到,在某些城市或某些领导头脑的认识中仍然存在着“重博物馆前期资金投入,轻博物馆后期管理”,“重形式设计,轻展陈内容更新”,“重新科技手段点缀,轻本馆主体文物展陈”;“重临时展览,轻基本陈列”;“重陈列展示,轻群众参与”等倾向,需要我们重视和解决。一方面要坚持“面向生活,面向实际,面向群众”,正确处理好博物馆展示宣传、藏品保管、社会教育、科学研究的关系,尤其要把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和吸引未成年人参与博物馆活动作为自己重要职责,认真抓好,抓出成效。首都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和各地博物馆在这些方面都已经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应予总结推广。另一方面,要尽早把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各级教育部门要把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作为学生及未成年人的第二课堂,同时博物馆也要积极主动地配合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做好服务工作。同时要同有关部门和单位相互合作,开展相应社会教育活动,以及建立“博物馆之友”和“博物馆志愿者”活动,使其应成为博物馆联系社会的桥梁和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改革开放以来都市人口的增加和都市生活的变化,在有条件的地方,也可考虑开设“博物馆之夜”,以满足社会需要。总之,要通过各类活动,使博物馆成为传播历史文化和科技知识、陶冶情操、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的教育阵地。

   博物馆的实践表明,在当今的城市文化建设中,博物馆需要在一种新的、最广泛联系的框架内重新思考它的作用和目标,但博物馆在帮助人们架起现实与历史之间桥梁,从而认识过去,把握今天,探索未来的重要作用和其公益性职能是不会变的。同时,在城市新文化构建中,博物馆也必将起到各种文化融合和催化作用,成为促进文化理解,鼓励文化对话的重要渠道。博物馆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加强博物馆建设,实现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也必将推动博物馆事业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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