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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的德清历史文化
 
灿烂的德清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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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24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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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清的桥

  ●刘王庙及其戏台题记

  ●元代铜权浅说

 

 

德清的桥

                                                         朱惠勇

“鱼米乡,水成网,两岸青青万株桑……”的德清多溪、多水、多桥。传说四千年前,就有防风古国首领汪芒氏率领十八个弟兄,在西部山区治水、伐木搭桥。纵观德清古桥发展史,从独木桥发展为简支梁多孔木桥,再发展为石梁桥、石拱桥。历朝历代建桥连绵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历史上武康、德清两县古桥有600余座。至今浙江省最古老的武康千秋桥遗迹尚存、唐天宝二年始建的僧家桥、北宋治平年间始建的乾元清河桥和武康龙尾桥,还有宋元始建的寿昌桥、追远桥、上邻桥等12座古桥被列入国家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家乡古人热心建桥值得赞美。据考证南宋绍兴年间、明洪武年间、清乾隆年间,为德清县建桥鼎盛发展时间,造桥者有官史、僧人、道士、绅士、百姓。清雍正年间,浙江总督李卫主建了余杭、德清两县交界的武林桥,又为雷甸白云桥立碑撰文。清乾隆十一年,武康知县刘守成,秉性刚方,爱民如子,造前溪书院、开辟回龙港,同时建回龙桥又将武康桂枝桥(又名河桥)改建为三孔石梁桥,后又重建高桥、清泉桥,让武康百废俱举。僧人、道士把造桥认为“普度众生”的主题,从此岸到达彼岸与教义相似,两宋至明正德七年期间,在武康、三桥、上杨、三合一带共建造石拱桥、石梁桥28座,外出募捐化缘,造桥利济。晚清至民国时德清富绅沈光裕是造桥的热心人,先后修建洛舍东衡千秋桥、德清长桥、小虹桥,他还动员杭州富绅胡雪岩捐钱一千文,将东昇桥重建焕然一新。千百年来,武德两县民众为造桥捐资、行善者不计其数。

德清的古桥值得骄傲。德清古桥,工艺堪称一流。石拱桥,在南宋时多见为弧圆拱,如南宋或咸淳年间始建的三合寿昌桥,它的桥洞被古代文人墨客形容为“半勾新月似钝钩”,明清两朝所建的石拱桥追求桥型之美,桥洞环如半月,上下虚实相接为一个全圆的玉盘,如乾元镇德武桥桥体高耸,六十个台阶上下,让人气喘吁吁。石梁桥的美,讲究的是序列组合、对称匀衡。桥墩有两种,多见为排柱礅,还有少量船型礅。排柱礅石梁桥具有轻盈明快之特色,如新市龙带桥(七孔石梁桥),可谓石桥如带,犹似苍龙卧水。船型礅的古桥,最典型为德清老县城龟溪上的东门城桥和南门城桥。明嘉靖三十三年,湖州府推官方敏请其家乡徽州工匠施工,五孔石拱桥桥体魁梧、桥石蛮实,桥礅为船型礅,上游方向为尖角、下游为方形,仿佛一艘货船在碧波中荡漾。这座大型徽派石桥,在浙江地区实为罕见,桥梁落成时,德清人为感方公之恩德,有歌赞颂,艺人在茶馆酒楼开唱。

德清的古桥值得青睐。德清古桥历经千年沧桑,桥文化丰富多彩,各种构件雕刻精美,有《海马旭日东昇图》、《八卦图》、《太极图》、《瓶升三戟》等民间流传的吉祥饰图,还镌刻荷莲、轮回、吴王靠、须弥座、如意纹、卷云纹、绶带纹等纹饰。另外古桥有楷、隶、行、篆多种字体的桥楹、桥额。因此古桥自古以来成为文人墨客向往之地,桥上对月当歌,挥毫吟诗。乾元镇东门外的大虹桥是一座轻盈明快、古朴典雅的圆拱石桥,桥额为晚清著名汉学家、德清人俞樾所题,其桥文化将优美的桥型、丰采的桥楹、淳朴的风俗、动听的典故结合一起,还被用作外国明信片上,确为非常稀少。

德清古桥历经千年沧桑,承受车碾人压外,还受到地震、风雨、霜雪的侵害,特别是战争中毁桥现象颇多,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因交通、建设所需,众多古桥不得已被拆除。如今600余座古桥仅存300余座,德清人民耳熟能详的东门城桥、九里三环桥(平政高桥、茅山高桥、蔡家高桥)等,剩下的只是曾经的记忆······

 

刘王庙及其戏台题记

                                                                                              陶渊旻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刘王庙戏台题记位于我县新市古镇内,它是刘王庙的一部分。刘王庙始建于明万历四年由道长王守元募建明楼,其前殿则是崇祯十三年由胡尔慥捐金所建。清顺治年间,里人陈愿等人又募建后殿,后屡有增修,规模日扩。今天我们看到的刘王庙建筑都是清代以后的增修的建筑,仅保存了戏台与大殿两部分。

  大殿中供奉的神祇是谁?当地的志书中多有异议。明正德《仙潭志》中记载:“刘王堂中素无碑记,不克考王之详,或以为宋刘太尉锜,未见有据,姑闻之。”直到民国《德清县新志》中还专门有人对刘王是谁进行了一番考证,认为各地刘王庙(堂)中供奉的刘王有可能是刘韐或是刘锜。这里就不详加考证,笔者也抱着古人那种“未见有据,姑闻之”的态度认为新市刘王庙中的供奉的就是宋太尉刘锜。

  刘锜,字信叔,秦州成纪(今甘肃天水)人。刘锜骁勇善战,在伐夏抗金的过程中屡立功勋,官至太尉、威武军节度使,去世后,谥为武穆。他是南宋著名的抗金将领,宋章颖撰《南渡十将传》中,刘锜的排名竟在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大腕之前,成为南渡十将之首。

  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年),刘锜由高俅推荐入朝。入朝后,刘锜伐西夏,整编八字军,指挥了顺昌之战和柘皋之战。顺昌之战和柘皋之战都是南宋抗金的重要战役,其中顺昌之战更是刘锜亲自指挥的一场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城邑防御战。战争共持续12天,刘锜率顺昌城军民与金兀术亲自率领的金军主力决战,取得了顺昌保卫战的最后胜利。在战争中刘锜军大破金兀术的“铁浮屠”和“拐子马”。小说中一直言金人的“拐子马”为岳飞所破,主要是根据岳珂所撰的《鄂王行实编年》认为,自金人起兵以来,凡用拐子马即战无不胜,至岳飞才识破其弱点,大破其阵。事实上顺昌之战,岳飞并未参加,宋军都采用了斫“拐子马”马足的战术破敌。所以,大破金兀术拐子马的人应该是刘锜而非岳飞。

  柘皋之战中刘锜不幸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闰二月,刘锜“呕血数升而卒。赠开府仪同三司,后谥‘武穆’”。

  刘王庙的价值并不在于其建筑本身,也不在于刘锜背后的故事,其价值主要是刘王庙戏台东墙上留下的墨书题记。这些题记的题写时间上自同治五年(1866年),下至光绪十六年(1890年),历二十多年。内容多为当时的所演剧目、演出时间、戏班名称,亦有少许艺人名字、艺人生活的记述及图画。剧目主要包括昆曲、徽戏、京剧等剧目,剧目名称有170种。戏班主要有3个昆剧戏班,其余均为徽剧和京剧戏班约有30多个。

  当时伶人的无意为之,今天却成为了我们一笔宝贵的戏剧资料。题记中最早的有:“同治五年五月十八日一叙,成景春演(:剧目漫漶不清,无法辨认)”。最晚的有:“光绪十六年九月初二日,省城鸿福堂演:《大保国》《八蜡庙》《南天门》《火焰山》《生死□》《扫雪打碗》《金榜挂名时》”。其绝大部分题记都是以“时间+戏班+戏名”这种方式。如有“同治九年榴月十九在此一叙(:榴月即农历五月),大庆喜班演:《凤凰山》《虹霓关》《晋阳宫》《反长安》《逍遥津》《定中原》《杀四门》《吁香药》《富贵图》。二十()连台演:《八卦图》《虎骑龙》《紫金镖》《樊江关》《群英会》《双合印》《荡湖船》《杀皮匠》。廿一日连演:《进蛮诗》《京遇缘》《赐黄袍》《斩杨波》《天水关》《扫雪打碗》《金榜挂名时》。”等等内容翔实丰富。

  刘王庙戏台题记虽为晚清遗物,但其涉及内容广泛,涵盖我国主要剧种徽剧、京剧、昆剧等。通过题记我们彷佛身临其境观戏,大量艺人生活与演出场景如历历在目。在戏曲发达、剧种丰富的浙江省,象刘王庙题记这样的历史遗存已属稀有,足见其珍贵。

 

元代铜权浅说

                                                                                   费胜成

    权,是古代中国度量衡中的衡器,称重量的器物,俗称“秤砣”,是悬挂秤杆之上可以移动的砝码。权为秤砣,衡为秤杆,权衡这个词就是这般引申出来的。中国早在秦代就统一了度量衡,度是长度,量是体积,衡是重量。上海博物馆藏的秦始皇方升就是当时度量衡标准器。统一的度量衡,消除了经济文化交流的壁垒,而且象征着权力和社会公正。历代执政者都把度量衡制列为本朝法典,颁发标准器并定期检定。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代,治下疆域面积最广,民族最多,对外交流最密切。自元代初始,就统一了度量衡制。但元代量制和尺度几乎无实物可稽考,唯有权衡器大量出土。德清博物馆就藏有三件珍贵的元代铜权。第一件,黄铜色,方钮,六面瓜棱体,台阶状底座,权体阳铸“杭州路”、“天历二年(1329)”铭文,高9厘米,重350克,是三级文物。第二件,长桥河出土,泛着绿锈,有“大德七年(1303)”铭文。第三件,球形体,刻着“至元十六年(1279)造”字样。三件铜权尺寸相似,重量相仿,都铸有元代纪年,是研究元代权衡器的可信资料。值得一提的是,道光《武康县志》也著录了一枚铜权,称“至正铜权”,重十七两,面有“湖州路至正五年(1345)造二十五斤秤月九十四号”十八字,背有蒙古印文。

  元代建国后,在唐宋度量衡制基础上加以完善。由尚书省所领的户部颁发度量衡法式,各地根据标准器依样制造。对私造度量衡、扰乱商业秩序的行为,有严苛的处罚条例。一枚小小的铜权,铭文记录了丰富的时代信息。①首先是铸地,元代中央设中书省,各地设行省,行省下设路、府、州、县等地方行政机构,比如德清、武康两县属江浙行省湖州路。《中国科学技术史》搜集的317枚元代铜权,所铸地名有40余个,基本上是路一级的,集中在中书行省和江浙行省,证明这两地繁荣的商业活动。而铜权铸造地点和出土地点基本吻合,德清出土的“杭州路”铜权,就说明德清与杭州密切的商业往来。②其次是年号,元代共用年号16个,除仅使用一个月的“天顺”,其它均已发现,这承袭了宋代器上刻年号、改元必铸新权的作法。如此不厌其烦的发布度量衡标准器,足以说明元代政府的高度重视。德清这三枚铜权就铸天历、大德、至元三个年号,早晚均有。③再次是计量单位,铜权上往往有“二十五斤秤”、“一斤锤”等计量铭文,所谓“秤不离砣”,杆秤和秤砣是基本配套的。比如县志著录的至正铜权,十七两,二十五斤秤,砣重相当于杆秤最大秤量的4.25%。元代一斤十六两,约合610克。④另外还有编号、多语言等信息。比如至正铜权刻有“九十四号”。作为多民族国家,元代注重民族之间、中外之间的经济往来,经常铸有少数民族文字和波斯文等,至正铜权就有蒙古文注解。

  《中国风俗通史》中有一幅“元代壁画中的卖鱼场面”,元代小商小贩使用的杆秤与现在我们在市场中见到的并无两样,都是一根木杆,一头有秤钩,后面是提手,另一端用绳子系挂秤砣,造型简单,易于携带,使用便捷。有元一代,蒙古汗国横跨亚欧,交通空前发达,商业和海外贸易臻于繁盛,那是一个马可波罗目眩神驰的时代,所以流传下来的权衡器也是历朝历代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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