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孔愉：镶嵌在德清县名里的人
●中国史学界的"奇"事
●千秋桥与武康城
孔愉：镶嵌在德清县名里的人
－－朱炜
人有德行，如水至清。浙北德清县向以溪水清澈、官民仁德，是宜游、宜学、宜居、宜业的好地方。说到县名中的"德"字，不可不提一个有德之人，孔愉。宋朝葛应龙《左顾亭记》里说，德清县"因人而增其美"，"晋车骑将军山阴孔敬康愉，人之瑞也"，孔愉就是这德清"人"的代表。因为有了孔愉，德清这个名字方更显出她的人文底蕴和道德魅力。
孔愉，字敬康，绍兴（旧名山阴）人，生在吴宝鼎三年（268）。他十三岁时便死了父亲，赡养祖母，很是孝顺，闻名乡里。与同郡的张茂字伟康、丁谭字世康齐名，号曰"三康"。后西晋平吴，他与其他吴地名士一起迁到洛阳。晋惠帝末年，中原大乱，他又随名士们东还，以稼樯读书为务。传说他曾隐居德清吴憾山下（城山）。有一日，他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一位卖龟的农民，注意到那鱼笼里放着的是一只白龟。龟，在古人眼里是灵物，而白龟尤为罕见。孔愉想，上天有好生之德，何不买下它放入溪中。他当下这么做了，买了龟，又放了龟。释放生物，在封建时代一直被看做是善举。孔愉生前的时代就已在宣扬，据《列子》上说："邯郸有百姓在大年初一献鸠给赵简子，简子很高兴，厚赏了他。有客人问这是什么缘故，简子说：'初一放生，示有恩也。'"至孔愉所生活的晋代，佛教已经传播开来，佛教戒杀生，所以放生更加流行。
于是孔愉放龟的故事不胫而走，在流传中内容也越来越传奇：那是一只有灵性的龟，孔愉把它放生后，它游到中流还不潜水，几次向左边——孔愉站的地方回顾，才慢慢地没入水里。它的这几个回头，是为报答它的救命恩人孔愉，又似乎预示着孔愉将得到恩遇：这样的好人，是没有理由不交好运的。孔愉觉得这龟真是通人性的，几次回头看"我"。不！它不只是一只很稀有的龟类，而是神的化身。为此，他找人特意制了一个鼎，上面刻铭文："孔敬康鼎沉之于水。"可见这件事在他心里很贵重。
果然，晋建兴元年（313），时年五十岁的孔愉应召当上了丞相椽，驸马都尉、参丞相军事，由此一步步进入晋朝政治中心。出任此职不久，因讨伐不满于元帝，另立朝廷的佞臣华轶有功，孔愉被封为余不亭侯。余不，是德清的古称，孔愉不曾想早年隐居之所如今成为了自己的封地。而德清人皆传他的得志全赖当年那只神龟的庇佑。当铸侯印的时候，印上有龟钮，那龟首作左顾之状。铸工思将印融毁，重新铸造，但融铸了数次，还是原来样子，所幸就报告给了孔愉。孔愉这时忽然想起年少时在德清放龟的事，觉悟这是自己放龟功德的善报，便愉快地把左顾的龟印佩戴在身旁。
孔愉不是德清人，却因放龟、封侯故事与德清结下不解之缘。遍观相关浙江绍兴的民间故事集，均无孔愉之素材，惟德清民间文学里独存。
千年以前的德清人因敬仰他，在余不溪上建起孔侯庙。大诗人范成大曾宿德清时，泊舟左顾亭，见孔侯墓庙还在，庙居墓前，内奉有孔愉与夫人像，皆盘膝而坐。感念孔愉之德，在吴憾山南建起一座孔侯庙，俗称上余不庙，今已拆。乾元镇小南门外有龟回坎（今名金湾坝），相传就是孔愉放龟处。放龟的溪，即余不溪，所以吴憾山南的这一段，也叫了龟溪，而老人们更愿意叫她"孔愉泽"：因为孔愉是个有德之人，更因为德清是如此有德的地方。
中国史学界的"奇"事
－－陶渊旻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是被历朝历代纳为正统的史书，故又称"正史"。翻开这部《二十四史》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这二十四部正史中的《宋书》、《梁书》、《陈书》这三部居然都是德清人撰写的。这三部由德清人撰写的正史主要集中于六朝时期，通常我们把中国历史上三国至隋朝的南方的六个朝代（即三国吴、东晋、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南朝陈）称之为六朝。六朝时期武康人才辈出，其中二十四史之一《宋书》的作者沈约就是其中一位。
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吴兴武康人，南朝史学家、文学家。沈约出身于门阀士族家庭，家族社会地位显赫。他历仕宋、齐、梁三朝﹐曾自称"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齐永明五年(487年)沈约奉诏撰写《宋书》，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本纪和列传七十卷。《宋书》共一百卷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另两位撰写正史的德清人是姚察和姚思廉父子。姚察(533—606年)，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年十三为梁简文帝萧纲所器重。萧纲登基，授南海王国左常侍，兼司文侍郎。到了隋文帝开皇九年奉诏撰《梁史》、《陈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557—637）是姚察的儿子，字简之，唐朝初期史学家。姚思廉与他的父亲姚察一样也是三朝仕宦，但与其父辈相比他是幸运的。隋大业二年（606）姚察去世，但梁、陈二史尚未修成。在临终时他将修撰体例交给儿子，嘱他继续写完。隋末大乱，虽然姚思廉也断断续续的撰写了一部分梁、陈二史，但至隋朝灭亡《梁书》和《陈书》还是没有完成。
隋大业十三年（617年），唐国公李渊乘农民起义浪潮，在太原起兵直取长安。此时隋炀帝孙子代王杨侑留守长安，李渊率兵攻占长安后，王府中的僚属都四处逃窜，唯独当时任代王侍读的姚思廉依然在代王身边。唐兵冲入王府，姚思廉大声怒呵道："唐公举义本匡王室，卿等不得无礼于王。"后来，李渊拥立杨侑为隋恭帝，姚思廉护王的义举也得到了李渊、李世民父子的赏识。李渊称帝后，秦王李世民开文学馆，招揽四方文士，收聘贤才。以房玄龄为首的秦王府文学馆十八学士，在秦王麾下讨论文献，商略古今,姚思廉就是"十八学士"之一。"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当上太子，思廉也随即升迁为太子洗马。到了太宗朝，因为姚思廉是秦府旧人，皇帝允许他可将政建直接秘密上奏。姚思廉对于政事"直言无隐"，督促太宗勤于国事。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重新下达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任务，姚思廉一人独力承担梁、陈二史的编撰工作。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同时撰成。姚思廉撰《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终于实现了他父亲的遗志。唐太宗曾称赞他："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姚思廉去世后，唐太宗深为哀悼，赠太常卿，谥号"康"，准许其葬于昭陵。
二十四史是我国公认的古代史学主体。二十四史的内容涵盖古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有人用一首诗来记忆编撰这二十四部正史的主要编撰者："司马班范陈房沈，一萧二姚魏李芬，徵寿刘熙欧阳宋，薛修脱濂廷玉臣。"二十四史的主要编撰者就二十二人，而其中的沈与二姚均为德清籍名士，这不得不让今天的德清人感到骄傲和自豪。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六朝时期包括沈约、姚察父子在内众多德清名士的出现，显然与德清的地域条件、人文乃至德清人的性格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纵观中国历史中同一个县内三人修正史三部的现象实乃少见，真称得上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奇"事。
千秋桥与武康城
－－费胜成
在央视《见证》栏目拍摄的专题纪录片《桥与城》中，一座座桥与城市相依相生，见证兴衰荣辱。武康也有一座千秋桥，自古为武康地标，共同经历了1790年的悠然岁月。千秋桥跨余英溪，余英溪之水源自铜岘山，自西向东，穿武康而过，是武康的母亲河，有前溪落花、桂枝春水等胜景。
三国吴黄武元年（222），吴大帝孙权新设郡县，编户齐民，在余英溪北、永安山下草创永安城，是为武康建县之始。同年，永安城东五里的余英溪上，建起了一座崭新桥梁，架通南北，后世文人称"徒杠"，是仅能步行的木质方桥，因为官方出资，地处官道，民间简化地叫为"官桥"，就是千秋桥的前身。此时的千秋桥，尚是武康附郭，阡陌桑麻，翠柳寒烟。而到六朝武康已是繁华之地，城市建筑不断东扩，千秋桥畔开始房屋林立，人烟稠密。立于桥头，既可看落花美景，亦能遥望曼妙歌舞的风流人文。
唐广德二年（764），几经迁徙的武康城搬到了千秋桥北堍。当时的县令庆澄"舆瓦砾、伐荆莽"，重建武康城，余英溪三面环绕，开浚为护城河，立城门四座，为"抚耘"、"朝恩"、"怀安"、"平远"。千秋桥地处县城南方正午位，余英溪流经千秋桥的一段因处县治之前而定名"前溪"。城在北，桥在南，千秋桥与武康城终于连为一体，这种格局，此后千年不改。
南宋初建炎年间，武康城毁于金兵的战火，千秋桥也同样惨遭厄运。而战火初平的绍兴年间，县令钟燮故址重建武康，规制复备。县令曹绛即刻募邑人重建千秋桥，因为此桥既是贯通要津的需求，也是武康城的象征。武康临近南宋都城近畿，再次进入繁荣时期。此时的千秋桥，往来南北，人流如织，近观锦绣前溪，遥听晨钟暮鼓，还能有幸看到苏轼、毛滂等人交游酬唱。
明初的武康繁华渐远，夏原吉经江南时留诗："湖州武康县，僻在群山中，人稀官事少，土沃禾稼丰。"武康演化为风光优美、民风淳朴的田园城市。而明清两代，武康一直处于"县无城"的状态，不再有城墙、城门。但是千秋桥对于武康的重要意义，从未更改。明洪武二年（1369），知县李大春重建千秋桥。因使用频密，百余年后的正德十四年（1519）毁坏。嘉靖十八年（1539）知县陆奎章开始谋划筹措，二十年（1541）知县廖暹动工，二十五年（1546）知县余启竣工并写下《千秋桥碑记》。这次重建历三任知县殚精竭虑，经六七年艰辛施工，顺应民意，政通人和。建成后的千秋桥长四十丈（合120余米）、高四丈、宽一丈七尺，为六孔石拱桥，如长虹卧波，颇为雄壮。并正式定名"千秋桥"，"欲祈巩固不朽，为武康千载之利也"。
此后的清康熙十四年（1675）改为三孔。1980年，改为水泥平桥，而拱券多用旧石。今日的武康崭新亮丽，千秋桥仍如忠实的老仆人，未曾变动迁移，刻录着武康城的深远记忆。倘有一天，千秋桥回复旧观，再次展示文化源流，成为武康乡土情怀的根系，则又是一段桥与城的佳话了。
2013-01-29第12期.pdf
